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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和一个村庄的故事
来源:怀仁市融媒体中心作者:康晓明2019-06-04 08:2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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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到1976年初这段时间,我作为上山下乡知青曾经在一个小村庄度过。30多年过去了,我基本没有回去过。我和许多人一样,一直认为这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灾难……然而多年过后,我突然对这段历史产生了新的兴趣,开始反思知青运动。30多年前,一个懵懵懂懂的青年,像一株稚嫩的树苗,落在了这块叫做小昌城的土地上,我第一次真正脚踏实地地站到了社会最底层,站在了我自己的生命起点上,和中国最广大的农民朝夕相处生活在了一起。土地用她母亲般的宽容博大的怀抱接纳了我,使我在这里学会了自食其力,懂得了人生甘苦。艰苦劳动磨练了我的意志,贫瘠生活让我活的更现实,我明白了消沉和放弃不会改变自己的命运,逆境中更需要勇气和达观。也正是30多年前的这段磨砺,使得我在人生的旅途中,脊梁上多了几分坚挺、承托和充实,也多了一些迈向前路的沉着。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经历,无疑是中国小知识分子成长历练的一个难得的机遇。所以,当记忆的闸门打开后,在小昌城的一幕一幕像过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里闪现。

初到小昌城是1974年年末。踩着厚厚的积雪,一个衣衫褴褛、戴着眼镜的瘦弱的年轻人背着行李卷,走进了位于怀仁县河头公社的小昌城大队。一进村,他就惊呆了:一排排整齐的砖瓦农舍,一条条宽敞平坦的乡村道路,一块块平整的水地旱田……种种迹象象征着这个村的先进和富裕,确实无愧于雁北地区农业学大寨十面红旗大队之一的称号。他的身份是城里来的下乡知青,可是他的打扮却引来村民们的疑惑:他穿着一件破旧的洗的发白了的蓝中山装。由此村民们得出结论:这是个县城里的贫民子弟,来村里挣高工分来了。因为小昌城村是怀仁县工分收入最高的村庄之一,每个工分红一块二毛钱,而一般村庄只是几毛钱,甚至几分钱。在小昌城,一个好劳力每年收入能达到500多元,是整个雁北地区数得着的富裕大队。

更让村民诧异的是,这个年轻人对农村一点也不陌生,许多农活都会干几下,和村民也一见如故,就连村里的狗也懒得对他狂吠。他根本没有城里的学生味,倒像是个回乡知识青年。这就是我,就是刚从大同南郊区赵家小村公社房子村插队点转插到这里的我。房子村一年的插队生活,使我对农村根本不陌生,所以,我很快地就和这里的人们融合到了一起。

按照县里的政策,小昌城村是没有接收知青任务的。缘由是我在大同的家里翻看《雁北报》时,看到雁北地区十面农业学大寨红旗大队名单,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和书生气十足的我,立即向父亲提出来,我想去这十个大队中的任何一个大队插队落户,怀仁县距离近点,我就去河头公社小昌城大队吧。我告诉父亲,我原先插队落户的大同南郊区赵家小村公社房子村大队是个落后的村庄,村民落后,农业落后,农民落后,进而影响的知青也不求上进,我在那里感觉到很不适应。原以为父亲会批评我的患得患失,反对我离开大同南郊,没想到父亲立即表态支持,并和那里的县委副书记王建功同志取得了联系。县委副书记一句话,雁北地区劳模、大队支书贺日新立即同意接收了我,从此,没有接收知青任务的怀仁县河头公社,有了第一个知青,那就是我。3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每一个细节都记忆犹新。父亲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一个深层的原因,是他对农民、对农村有一种天然的感情。父亲还认为,年轻一代必须要到风雨中和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

进村后,贺支书把我安排住到了村里的小学校教工宿舍,和几个公办教员住在一起,由一个姓沈的五保户老太太为我们做饭。和我住在一起的几个公办教师,一个是海朝义,他兼任校长,一个是武生,他俩都是县师训班毕业后分配到教育系统的。那时候读书无用论盛行,村民们对这些教师也缺乏敬畏之心,他们属于挣工资吃公家饭的,可是村里人却并不高看他们。因为他们虽然是公家人,收入却低于村民,而每天还干着“之乎者也”的勾当,所以村民们就说人家都是穷酸。

这里的村干部和我见过的大同南郊的村干部完全不一样,贺日新是全地区闻名的劳模,每年都要参加300天集体劳动;我所在的第二生产队长马生保是个生产能手,样样农活都能拿得起;大队会计柯宝精明过人,能写会算,兼着大队的文书;赤脚医生马生海是个农民诗人,写出并发表了许多接地气的诗歌,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赤脚医生之歌》;他画的毛主席像十分逼真;他还会针灸、接生、打针、输液,是村里的能人。全村1200口人,有党支部、团支部、妇联、民兵连、青年突击队、妇女突击队、党员突击队,村里有图书室、广播站、政治夜校、党员活动室。小昌城的粮食产量很高,工分收入也高,因而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也很高,村里看不到闲人、懒人;且村里的政治文化空气很浓,高音喇叭每天都在播放着时事政治和公社大队的新闻;村办政治文化夜校,每天晚上都挤满了社员;村里的环境卫生在那个年代也算好的。这一切,都让我这个已经在大同郊区那个落后的村庄消沉地生活了一年的知青感到新鲜和兴奋。

当了车把式

在生产二队,队里安排我干过各种农活。先是和妇女们在一起劳动,后来让我和男壮劳力一起劳动。我放下学生架子,放下干部子弟的派头,埋头苦干,从不挑肥拣瘦,让我干啥就干啥,很快就赢得了大家的好评。后来,队里分配我专门赶毛驴车,给村里养猪场拉垫圈的土。现在回想起来,这实在是大队干部对我的信任和照顾,赶小毛驴车大概就相当于那时候村里的小车司机吧。

我每天赶着毛驴车,到村外找一块松软的土地,用铁锹挖一车黄土,然后赶着毛驴车回到养猪场,再用铁锹把土扬开,把猪圈的粪便用土盖住,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没有人监工,没有人计数,我只是自觉地把一车车土拉到猪圈,从没想到偷懒和耍滑。

拉土毕竟是枯燥的,也是孤独的,毛驴毕竟不会说话。在挖土的村外,我有时就把毛驴放开,随它吃草,自己躺在灌木丛下,脱了上衣,享受着日光浴,思索着我的看不清的未来。

作为队里的交通工具,我也要时常外出拉一些东西。一次,村里安排我赶着毛驴车去趟邻近的应县镇子梁水库,给在那里当民工的本村的一些社员送口粮。这一趟往返大概有二百里路程。第一天,我赶着毛驴车到了50里外的县城,找了一家车马店住下。车马店里只有炕,没有被褥,没有枕头,门窗破旧,没有玻璃。赶大马车的车倌们都是把砖头当成枕头。我把随身带的毛驴的饲料口袋当成枕头,往炕上一躺便和衣睡着了,半夜我被臭虫咬醒,就再没睡着。第二天,我赶着毛驴车进了县委大院,去找县委副书记王建功,因为我从没见过他,也算是打个招呼。那时候的县委大院大门洞开,谁都可以进出,绝没人阻拦一辆毛驴车的出入。王建功副书记笑嘻嘻地出来,和我说了几句话,然后又笑嘻嘻地看着我扬鞭走了。这是我第一次见王书记,我不知道为何,那时一点也没难为情,一点也没想到自己的车把式形象和举动会给在地委当部长的父亲造成什么影响。王建功副书记后来官至山西省委副书记,山东省副省长,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在从怀仁县城到应县镇子梁水库的田间小路上,毛驴车走着走着,突然停住了。正在车上犯困的我起来一看,原来是路中央有一条蛇卧在那里,看到我们来了,立起来迎接我们。我丝毫没有害怕,反而觉得是给我寂寞的旅途带来一丝刺激。我想起了那句话:打蛇要打七寸,于是捡了个树棍,一下子打在那条蛇的头上,然后把那条死蛇捡起来装到了黄书包里。毛驴也通人性,摇了摇尾巴,又开始赶路了。

这头毛驴的最终命运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由于朝夕相处,我对这头毛驴从不防备,可是有一天,由于装车时未掌握好平衡,货物前轻后重,造成小平车后倾,把车辕吊了起来,毛驴身下的肚带勒得它很难受,这条毛驴回头就在我大腿上咬了一口,气的我拿鞭子抽了它一顿。后来我和村里人说起,大家不仅不信,反而当作笑话传开。结果后来毛驴又咬了别人,大家才相信了我的话。因为毛驴咬人了,不敢使用了,于是村里就把它杀了,给全村人分了肉吃。我不仅一两肉没要,反而还伤感了很多天。

打井吐血了

1975年,小昌城农业学大寨的运动搞得如火如荼。为了提高水浇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大队决定在村西南的地里打十几眼深水井,并把任务交给了村里的民兵突击队。由于怕塌方,所以一旦开工就不能停,于是打井队分为三班倒,一班16个人,全部由村里的年轻后生组成,两个人推一根棒子,一共有八根棒子,16个人像推磨一般旋转着把一个大钻头拧入地下,再把泥土绞上来,当地人称之为大锅锥。

这是一项很原始的劳动,也是一项超出人体负荷极限的劳动,村里的年轻人无一能逃脱。在井台上,我们喊着号子,推着绞棍,使出了浑身的力气,但是那个大锅锥仍然是一动不动,我累极了,但是周围的其他人没人叫喊累,难道他们是在做样子?会偷懒?至今我也没搞明白。

打一眼井工期大约是15天,井深约25米就见了水。每天收工后回到学校,我累的就瘫到了炕头上。而每天的饭菜就是带皮的黍子糕蘸着白菜汤,黍子糕实在不好消化却耐饥饿。一天,我用足了力气推绞棍,结果一口鲜血吐在了井台上,心里咯噔一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想起来毛主席说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教导,擦干嘴上的血迹,装作没事人的样子。就这样,我一天也没休息,一直坚持了下来。几十年过去了,当我询问村里的熟人时,他们告诉我,后来早就不用这种原始的人工打井方式了,都是用柴油机作为动力,效率也高多了。令我欣慰的是,我当年参与打的这些井,至今还在灌溉着田地,只是出水量少了许多。

村里人看到我的劳动强度很大,身体瘦弱,又吃不好喝不好,所以谁家改善生活吃好的,就把我叫去了。一年多时间,我几乎吃遍了全村,不论婚丧嫁娶,盖房上梁,亲戚来访,上面来了下乡干部,吃席上总有我的身影,我也算是那个年代的“吃货”了。贺支书家的条件在村里算是好的,一次,他13岁的小儿子二邦把我叫到家里,我进门一看,已做好了一锅长长的揪面片,打了10颗鸡蛋,倒了香油,我呼噜呼噜都吃了进去。那顿饭的滋味让我怀念了好久。每当我回家探亲时,村里都要给我磨一锅豆腐,冻成冰砖,装在面口袋里让我带回去给父母吃。在我插队期间,我的父母专程来过一次。当我父母坐在我住的宿舍炕头上时,母亲看着地灶居然落泪了,我那时很不理解母亲的眼泪,觉得我生活的条件够不错了。其实母亲是在为我的农民命运担忧。

登上赛诗台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强调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小昌城大队做为雁北地区的典型,村里的政治空气是很浓的。每天晚上,人们吃完饭,都要到政治夜校集体学习,村里的高音喇叭也整天播放着两报社论。有一个姓胡的妇女,因为对大队干部有意见,就唆使自己上小学的女儿,用作业本上的纸写了一条辱骂毛主席的反动标语张贴出来,公安局立即进村破案,村里的气氛十分紧张,没用几天,公安局就抓走了那个姓胡的妇女。清理阶级队伍时,查出村里的地主王进武历史上和国民党军队有过来往,于是一家人被大队关了起来。可能是本村人都沾亲带故,也许是人们想躲避,结果就派我这个外来的民兵去看守。我领了一杆步枪,背着枪站在关押他们一家的房门外,心里美滋滋地想,我也能和阶级敌人面对面做斗争了。1975年,天津小靳庄成为“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模范”。顿时,全国农村掀起了学习小靳庄农民写诗歌的热潮。小昌城大队自然不例外,我这个城里来的小知识分子,一个文学爱好者,似乎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

在村里醒目的地方,我布置设计了诗歌展板。每天晚上,我都要在大队的高音喇叭上朗诵农民们写的诗歌,最令人兴奋的是,大队党支部在政治夜校组织了十几次赛诗会。大队领导亲自登台,带头朗诵,我也拿出了自己的得意之作,多次上台朗诵自己的诗歌。虽然劳动辛苦一天,可是村民们还是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每天都有大量的新诗涌现。后来,我帮助支部油印了好几集小昌城社员诗歌选,可惜没有保存下来。

那时,我还对小昌城的民歌创作历史做了一番研究,发现小昌城的诗歌创作历史和天津小靳庄的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小昌城农民写诗歌最早出现于解放初期农民分得土地后,人们心情愉快,有人就编了一些顺口溜来表达自己的喜悦和对党的感激之情。1958年大跃进民歌运动开展时,小昌城也曾经掀起过一阵民歌创作热潮。70年代初小昌城的诗歌来源于生活和劳动,最初严格说来还不能算作诗,只是顺口溜或者介于顺口溜和诗歌之间。1973年冬天,小昌城掀起学大寨热潮,在繁重紧张的劳动竞赛中,许多人情不自禁地开口编诗。比如:“桑干河畔战鼓擂,劳动大军排成队。红缨鞭儿催快马,车轮滚滚快如飞。早晨顶着星星起,晚上戴月把家归。”再比如:“钢铁汉,飞毛腿,运肥小车排成队。你追我赶跑得欢,推上千车不觉累。”这些诗,都是劳动的诗,生活的诗,来源于田间地头,乡土味浓,朴实自然,带有一定的鼓动性,缓解了人们的劳累,写诗成为农民自我愉悦的一种方式。我记得村里的电工写的一首诗是:“水泥杆,铝导线,电流催的马达转。”你能说这不是来源于生活的吗?当然,也有少数结合政治形势,反映批林批孔内容的批判诗。但不可否认的是,小昌城的诗歌活动已经具有配合村里政治思想文化建设的作用,成为党支部用思想政治促进农业生产的一项独特的工作形式。加上政治夜校的开办,这些活动的开展,确实起到了净化思想,改变风气,提高群众积极性,鼓舞群众干劲的作用。所以,小昌城大队连续几年水利工程建设进度和质量在全县排名第一。而小昌城的诗歌创作活动,几乎与天津的小靳庄同步,只是由于小靳庄是江青包的点,所以其诗歌运动得以在全国推广,这也更加推动了小昌城的诗歌创作。它确实给农民带来了欢乐,作为农民思想情感的载体,记录了农民的青春律动和激情勃发。如今,后人已无法想象这段历史带给这些农民的内心矛盾和情感冲击,也无法理解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带给他们的欢乐和沉重。1976年,我离开了小昌城村,离开了那里的父老乡亲。

2006年夏天,我出差到朔州,专程去了趟小昌城村,到了村里已经天黑了,我直接到了那时的伙伴、后来的村电工张孝文家里。看到他家破破烂烂的,本想乘着夜色看看村景,却遇到当晚全村停电,黑乎乎的啥也看不见,只看见一户人家门口点着电石灯,在为丧事守灵。我问了问村里的变化,张孝文告诉我:村里没啥变化,只是把文革时红卫兵拆除的一座庙修了起来。我心里充满了失望,于是连夜离开村子回到了市里。写此文时,我在网上查询小昌城村近况,看到的是,新修的大通寺香火旺盛,而全村人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农民年人均收入7000多元。我电话询问熟悉的村民,他们告诉我:原先的村大队部房子塌了,小学校没学生了,50岁以下的劳动力都出去打工了,原来集体统一盖的农民的房子都破旧不堪了,集体的养猪场早就成了个人的了,村里只剩下几百个老弱病残,老劳模贺日新也去世几年了,昔日的辉煌再也看不到了……通过电话采访,我感觉到这个村庄并不快乐,他们处在茫然中。30多年间,他们虽然经历了从集体所有制到分田到户的巨大变迁,也曾红火过快乐过,而今天,他们却失去了那份对土地的热情!我在记忆和现实的矛盾中徘徊着。我想,有机会我还是应该回去看看,因为,诗人艾青的那句著名的诗句时常在我耳边响起: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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