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猖獗的“一贯道”
来源:怀仁市融媒体中心作者:麻补林2019-05-10 10: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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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国初期,大陆上还残留着二百多万国民党残余势力,包括政治土匪、潜伏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以及反动道会门。他们不甘心反动统治政权的丧失,与台湾国民党遥相呼应,采取爆炸、破坏、暗杀、投毒、武装暴动等手段,妄图颠覆新生人民政权,其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獗。一些反动道会门头子也趁势煽动群众入道,发展组织,制造散布谣言,进行反党、反人民政府的活动。特别是其中的“一贯道”,在全国各地发展道徒近千万,制造谣言,破坏社会治安,扰乱人心。一贯道在山西的反革命活动表现得尤为猖獗,居于全国之首。

一贯道的名字很多,有先天大道、孟孔圣道、中央大道、白阳教、性理大道、明理道、明一道、老母道、真天道等等。

追根溯源,一贯道是近代社会的产物,由于各地创立时间不同,大体上出现于清咸丰、同治、光绪时期。当时的满清王朝由于疲于应付外患,对内忧无暇顾及,这就为各种道会门的活动和发展提供了机会。清光绪三年(1877年),山东青州人王觉一创立了东震堂,他承袭了先天大道的一套戒规,著书立说,为一贯道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光绪十二年(1886年),由王觉一的徒弟刘清虚执掌东震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正式改名为一贯道,后来经过路中一、张光壁、孙素贞的接力发展,到民国年间,已由原来只在鲁、豫、苏交界处的农村活动,一跃成为流传全国的第一大道会门,当年有信徒一千五百多万,占全国三百多个秘密道会门道徒总数的一半以上。

清王朝被推翻后,国内军阀混战,一贯道活动加剧,大规模扩展势力,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一贯道首领张光壁(又名张天然)卖身投敌,充当汉奸,乘机以“道劫并降”、“入道可以躲灾避难”为号召,破坏抗战,愚弄群众,扩展组织。受其蛊惑的一批商人、小知识分子为避战乱,成为传道中坚,致使一贯道组织迅速发展,队伍不断膨胀,并很快蔓延到全国各地的城镇乡村,此时的一贯道进入其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受其影响,一批批汉奸头目纷纷入道,他们在道坛中大肆宣扬“祖师不久主持三期收园,要坐朝听政了”,狂妄地叫嚣“各地道首将来都是朝廷的官员”,要积极“开荒”,“开荒一县当县长,开荒一省当省长”,从此由思想传播向政治实践过渡,提出了夺取政权的政治纲领,加快了以道权夺政权的步伐。抗日战争胜利后,一贯道又同国民党官吏相勾结,千方百计洗涮自己的汉奸罪名,并为国民党反动派所利用。

一贯道最早来山西传道的是路中一,在他传道初期,曾在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省交界处活动,但规模不大。后其弟子郝宝山(汾阳人)于1919年奉师命回汾阳传道。1930年在孝义县马庄营村建坛传道,之后,在晋西地区进行大规模活动。一贯道在山西的广泛传播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介休人古广生和李玉生开辟道场,进行传道。1939年2月,薛洪受一贯道尊师张光壁派遣,为山西总领道务,从此,一贯道在山西开始了大规模的传播,并逐渐形成拥有庞大组织的独立系统。

据建国初期统计,山西境内的一贯道组织庞杂,派系繁多,主要有六大派系。一是薛洪的暗线系,是一贯道的自成系,为山西实力最强大的一派,道徒人数在一百万以上。他们设立柜坊组织,总柜设有“四贤”、“八俊”、“十明”三个柜坊,各柜坊组织又下设仁、义、礼、智、信五大常柜。该系以阳泉、崞县(现原平市崞阳镇)、代县、太原等地为基地;二是明线系,即古广生系,道徒三十万左右,分别在介休、运城、新降等地区活动,规模仅次于薛洪系;三是郝宝山系,道徒有五万左右,分布在孝义、介休、汾阳、平遥及晋南的河津等十余县;四是周炳文系,道徒有一万多人,分布在新降、乡宁、河津等地;五是绥远的张衍派,有道徒六万四千多人,其中道首就有两千八百多人,主要传至大同、雁北十三县。同时还有北平支系张范卿系,亦分布在雁同地区各县。至此,山西成为全国一贯道组织最庞大的基地。

一贯道在怀仁县共分三个派系。一是绥包线。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河北的刘振岗及右玉的王天宝首先来怀仁设立“德胜坛”点道,共点了岳庆泰等十人,次年又点了六十多人。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将道徒分为南北两线,南线点传师刘振岗,北线点传师薛海云。南线分别在磨道河、尚希庄、宋家庄、万金桥、碗窑、吴家窑等三十多个村落设立三十一个坛进行点道;北线在里八庄、秦城、南米庄、高镇子等村设坛点道。二是大同线。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十二月,河北人王焕章由大同来怀仁设“仁义坛”点道,共点道三十余人。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开始在乡村设坛点道,分别在尚希庄、何家堡、赵庄等村设坛六处,后共设坛三十二处。三是太原线。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贾生宝由崞县来怀仁,在县城设坛,点道八人。

一贯道组织的扩大泛滥,在政治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对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造成极大威胁,给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治安秩序带来了极度的混乱和恐慌,他们组织道徒四处散布谣言,制造恐怖消息。时逢朝鲜战争爆发,一贯道趁机散布谣言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美国侵略军要血染鸭绿江,东北要大杀三阵,尸横遍野。”“父在子丧,父丧子亡。”“身穿海潮兰,九女缠一男”(预言青壮年男子都将死于战争,会出现九女抢一男的现象)。

山西一贯道总头子薛洪还提出“以道治国,以道化党”的狂妄主张。他说:“一贯道十八子出世坐天下(指道会总领李文斯),万道归一。”山西另一道首古广生说:“共产党的天下只有三年六个月,到1953年就完了。”“今年是牛八当道,要死好多人。”(1949年是牛年,牛八合为朱字,影射朱德总司令)说什么“今年刀兵大灾,瘟疫流行,饥馑旱涝,蝗虫水灾遍地,种种灾难即将降临,要刮七七四十九天天罡风,血雨腥风,飞机不能起飞,大炮打不响,闹到天崩地裂”。种种妖言惑语的传播,一时闹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在一贯道的谣言中,最为恐惧的是1950年春季在华北地区传播的“割蛋”谣言,说什么“中央派人下乡割蛋(男子睾丸),取女子乳房、小儿的肠子送给苏联制造原子弹”。谣言一时传得沸沸扬扬,从察哈尔传到绥远、山西、河北、京津等地。一些道首还把猪羊肠子挂在树枝上,把豆腐染成红色丢弃在路上,以此来恐吓群众。凡谣言殃及到的地方,群众慌恐不安,无心生产,社会秩序动荡混乱。特别是到了夜晚,乡下群众不敢入室睡觉,男人都睡在房顶上,站岗放哨,轮流休息,女人孩子们则集中住在一起。在寂静漆黑的夜晚,一贯道还用抓来的麻雀、老鼠浇上煤油燃放,恐吓群众。有的道徒用红布包住手电筒沿大路乱跑,吹着口哨制造恐怖气氛。每逢此时,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吓得息声屏气,紧紧挤到一起,生怕灾难降在自己头上。

还有一些坏分子装神弄鬼夜间袭击群众,抢劫财物。怀仁县尚希庄火车站(现金沙滩车站)、宋家庄火车站下了夜车的旅客行进在乡间小路上,突然从树林中跳出一个身穿白衣、口衔红布条的“吊死鬼”,他手拿扇子,嘴里还发出咿咿呀呀的怪叫声,一蹦一跳地向行人袭来,不少的单身行人和妇女孩子见状,往往吓得毛骨悚然,丢下包袱逃走了,这些家伙趁势抢走旅客丢下的包袱财物,致使好多下车的旅客不敢走夜路,直到天明才敢上路。不久,这些家伙被我化妆成旅客的公安人员抓获并严惩。

在崞县贾头村,一贯道道徒秦世凤夜间在家中睡觉,恍惚中见一个黑影掌着煤油灯,扒开小儿子的两腿正在干着什么,他猛地意识到有人在骟小儿的蛋,慌忙爬起身同黑影扭打起来,煤油灯被打灭了,两人在黑暗中打得不可开交,住在隔壁的弟弟闻声赶到,手提木棍踢开房门,见是哥哥和嫂子厮打在一起,在弟弟的断喝声中,夫妻俩才松了手。原来是小儿屙在炕上,妻子在打扫,不想丈夫在睡意朦胧中怀疑有人在割孩子的蛋,慌忙翻身爬起同妻子扭打起来。

1950年7月3日,雁北行署水利局工程师曹克维到怀仁县霸王店村考察水利。时逢“割蛋”谣言正传得甚嚣尘上,曹克维进村后,因他操着外地口音,被村里民兵关押起来。曹克维掏出介绍信让民兵干部看,然而这些民兵干部没一个识字的,后来让一个叫王国珍的人看后,他见介绍信上没盖政府的大印,只有行署水利局的印章,就含糊其辞地说:“没问题。”在场的人们理解成“此人是个割蛋的,没问题”。结果被人们围攻殴打,其中一个叫王子山的坏分子,外号“三干头”,这家伙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兵,他出手最狠,专拣要害处打。很快,曹克维被打得奄奄一息,昏死过去。后有该村孟某的女婿、绰号“寡白菜”的外村人,用打狼的二股铁叉在曹克维身上乱戳一阵后,见人已死,就丢弃在一个土坑里埋了,就这样,曹克维被活活打死。

事后,县里侦破此案,将王国珍、王子山判了死刑执行枪决,其他凶手也被判了重刑。曹克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并立碑以记。

还有一天,有个河北省的后生行路,路过应县南河种村,天热走得口干舌燥,到井台上讨水喝,人们听他是外地口音,便盘查起来,还对他进行搜身,结果搜出一包白药面面,硬说是蒙汗药。众人见抓到了“证据”,立刻围住殴打,不一会儿后生被打了个半死,浑身血渍斑斑,面目全非。碰巧应县三区几个干部路过,将这个后生带回区里审查,才得已保住性命。

在“割蛋”谣言大面积传播泛滥的过程中,一些坏分子为了强化渲染恐怖气氛,夜间趁人们熟睡之机,施放硫磺,往屋里吹毒气,敲门打窗,装神弄鬼学怪兽嗥叫,搞得人人自危,户户提防,惶惶不可终日。那时正值盛夏,下地劳动的人们太阳还未落山就得回家关门闭户不敢出门。很快村与村之间互传谣言,这个村说那个村张某人被骟了蛋,那个村说这个村李某家媳妇被割了乳房。还有些人煞有介事地编造谣言说:“我在某村亲眼看到有两筐被割下来的蛋和乳房放在村口处,血淋淋地十分瘆人。”

谣言传播之处,民众高度恐慌,从各地调查的资料来看,其表现形式基本一样:男人晚上站岗,妇女儿童并房睡觉,结伴合伙下地劳动,路上行人不敢单独走路。同时,人们心理上的恐慌也造成了视觉上的草木皆兵,狗叫猫跑耗子闹也疑为是割蛋的人来了,对操外地口音的过往行人严加盘查,不敢放过。

1950年初,一贯道已泛滥成灾,天镇县村村有一贯道组织,全县有道徒三万三千之众,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在代县,百分之七十四的农村党支部中有党员参加一贯道,全县不到三千党员,其中就有五百四十多人入道。雁北地委通过抽查,了解到三十九个党组织九百名党员中有五百名参加了一贯道,其中有一百名党员宁退党也不退道。

鉴于一贯道的严重危害,1950年10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坚决取缔一贯道》的社论,社论指出:“一贯道是被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匪帮所掌握与利用的反革命工具,是反动的封建迷信组织,是欺骗与陷害落后群众的组织。其首要分子多是汉奸、特务、流氓头子、反动地主、恶霸之流。他们利用这一组织欺骗勒诈道徒,敛聚财物,以供自己挥霍;有不少道首奸污入道妇女,使不少受骗道徒人死财空。更主要的是他们进行反革命的政治破坏活动,甚至策动胁迫落后群众参加武装叛乱。基于一贯道的这种反革命性质,人民政府确定了严厉取缔的政策,借以镇压少数首恶分子,并挽救受骗道徒。”

随后,各地人民政府先后发出布告,正式开始取缔一贯道。1950年冬天,山西全省统一部署,市县级政府发布布告,分区分片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取缔一贯道。全省在第一次行动中就发现一贯道地道密室九十三处,没收一贯道商店作坊八十九处,黄金九十两,银元一万一千四百四十九元,白银四千六百九十两,粮食二百五十八万石。在取缔工作中,政府一面宣传党的政策,一面揭露一贯道的反动本质和所犯下的罪行,对一般道徒进行登记,组织其参加集训反省,使其真正认清一贯道的反革命性质,悔过自新,退出一贯道。

1950年12月,怀仁县人民政府通过发动群众,调查摸底,全县一百五十二个村庄中,九十七个有一贯道,其中在九十二个村设坛,有道徒五千四百二十八人,点传师、坛主二百五十一人。在取缔工作中,除对罪大恶极的道首进行逮捕审查外,对一般头目、道徒则让其公开登记,在群众大会上当众悔过、找保具结,当时退出一贯道的道徒有三千三百九十七人。在取缔一贯道的同时,对佛教会、清福教、洪福道等封建道会门也进行了取缔。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使镇压反革命有了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怀仁县随即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全县共登记有国民党残留军、政、警、宪、特、反动组织成员计两千一百四十五人。在此次登记中,一贯道道徒一万七千三百八十八人,坛主一百六十六人,点传师二十二人。其它封建道会门道首四十七人,道徒两千四百四十六人。在2月下旬和3月上旬进行了两次抓捕行动,共逮捕五百四十九人,其中土匪三十八人,反动地富五十六人,间谍特务四十三人,反动党团骨干三人,反动道首二百一十人,顽伪人员三十八人,叛徒一人,其它一百六十人。经过审讯,根据其罪恶不同分别予以处理,其中被执行死刑的二十一人,内有一贯道道首刘全仁(城内人)、李占元(磨道河人)、孙忠贤(赵庄人)、武奎(里八庄人)等;判处有期徒刑五十九人,劳动管制一百零二人,教育释放三十七人。至此,在我县兴风作浪、猖獗一时的一贯道终被平息下去。

在怀仁地区,与一贯道先后发展起来的其它反动道会门还有“九宫道”,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由大同传入怀仁,怀仁县下湿庄宋炳忠自命是该道的“朝廷”,他在柳东营、跃进等村设坛传道。先后在东作里、下湿庄、磨道河等村发展道徒四百多人。

“洪福道”原名“先天大道”,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由应县温家坊传入怀仁。洪福道在刘宴庄、窑子头、吴家窑、烽火台、晏头、黎寨等村设六个支股,在全县四十六个村发展道徒七百八十七人。一贯道被取缔后,洪福道仍在暗中活动。1955年,窑子头村道首白福贵、孟家园子村(现该村已废)的孟有财被镇压后,洪福道顷刻作鸟兽散,道徒全部退道。

“中央道”传入怀仁时间不详,在怀仁发展道徒二百多人,主要分布在大盐坊、王皓疃、新发、东作里等村。

上述几个反动道会门随着一贯道的被取缔也相继解散。至此,存在于怀仁县的各种反动道会门烟消云散,还给广大人民群众一个风清气爽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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