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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抗日女英烈邢培兰
来源:怀仁市融媒体中心作者:杨尚文2019-04-29 17:5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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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的一天,我们去看望老干部余平。余平,原名毕世清,1937年底参加八路军,日寇投降后曾任怀仁县武委会主任。今年93岁,依然身体硬朗,思维清楚。在畅谈他的传记《无悔人生》一书时,他讲起了他的战友邢培兰的往事。讲到动情处,声泪俱下,反复对我们说,邢培兰是怀仁人,你们应该把她的事好好写写,那是向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很好教材。

邢培兰,怀仁县吴家窑村人,生于公元1912年。培兰的父亲为清末县学生员,虽一生熟读经书,却始终未能进入仕途,只好穷居僻壤,以教私塾养家度日。吴家窑是个大村子,是山西各地通往绥蒙的交通要道,这里绵延重迭的大山下,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晚清民国年间,就有好几家富户办煤矿、开商号。辛亥革命后,政治新形势、思想文化新信息不断传了过来,要求上学的孩子很多。

1925年,吴家窑村办起了高等小学,并附设女生班。国家办的学校不同于私塾,上学的孩子多,开设课程多,分年级分班级上课,学校还组织学生参加文体活动。看到这些,在父亲私塾上学的小培兰眼馋了,缠着父亲要去上学。父亲也觉得,聪明乖巧的培兰是个念书的苗子,应该把她送入公办的学校。可培兰的母亲硬是不同意,为这事老两口还争吵起来。培兰母亲说:“她那倔脾气,念上几天书,不知要闯啥祸呢!还是让她做点家务事,学点针线活才是正理。”培兰听到后,和母亲顶撞起来,还被母亲打了一顿,她哽咽着说:“你打吧!打,我也要上学去!”她哭了,饭也不吃了,母亲的心软了,同意父亲把13岁的女儿送到学校去。争气的培兰不负父母所望,在女生班连夺第一名。

1932年,怀仁县城办起了二年制师范学校,校址设在县城大寺。应女生上学的请求,附设招收一个女生师范班,址设国民女校。校方派出老师到全县较大的村庄招收学生。培兰得知消息后,找到招生老师报了名,在家温习了一个多月功课,去县城参加考试。考试是极其严格的,报名参加考试的有100多人,考取者只有14人,培兰便是其中之一。培兰高兴极了,把此喜讯告诉了父母亲。这回母亲没有反对,反倒支持了女儿,左邻右舍都夸她养了一个好女儿。培兰母亲东挪西借,凑足了学费,送她到怀仁城去读书,这年她20岁。

培兰进入女师班上学,眼界大开,这一段学习经历对她以后的人生道路有着深刻的影响。班里有一位从外地聘来的老师,给同学们讲了许多以前从未听过的事情,培兰知道了辛亥革命,知道了孙中山、蒋介石、阎锡山等人物。也第一次听到了中国有一支军队叫工农红军,他们的领导人是毛泽东、朱德。她还听到了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叫日本,去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血腥地屠杀和镇压中国人民,并且正准备进一步扩大战争,占领华北以至全中国。通过这位老师的讲述,培兰懂得了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爱什么、恨什么,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

正在培兰开始思索世界和人生这些重大问题时,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她的母亲得了重症伤寒,病情险恶,自己照料不了自己。培兰毅然放弃了再过半年就要毕业的学业,回家侍候她的母亲。她把父亲叫了回来,历时半年多时间,父女俩千方百计请医问药,什么法子都想了,最终也未能留住母亲的生命。

母亲去世后,父亲又去外村教书,她独自留在家里。

这时,有一个人闯入了她的世界。他叫彭殿明,怀仁县小峪村人,时年25岁,是她高小时的同学。彭殿明听到她的遭遇后,常来看望她,家里家外有些事也常常帮她料理。一来二去,俩人产生了感情。敢爱敢恨、性格倔强的培兰决定嫁给他,她的父亲也看中了这个英俊能干又有些文化的小伙子,便托一位亲戚牵线,成就了这桩姻缘。1935年,他们按照当地乡俗举行了结婚典礼,23岁的培兰嫁到了小峪村。

培兰婚后成了彭家的顶梁柱,彭家孩大男小对她十分尊重。无论是丈夫、公婆、小叔子甚至街坊邻里,有事都愿意找培兰商量,让她给拿个主意。

在村里,培兰的能干是出了名的。她曾帮几位穷人向富户讨要回拖欠的工钱;帮穷人告状打官司写纸状;为村民们写信算账,教小孩子们读书认字;过年过节,村里唱戏、扭秧歌、闹红火,培兰不但是积极的参与者,而且是领头人。

那时候在农村,只要是添人进口,就是好事、喜事。培兰嫁到彭家四年多的时间,为彭家连生3个孩子,两女一男,挨着肩的姐弟。培兰婆母除侍候她坐月子、带孩子外,还把全部家务活揽起来,使培兰有更多的时间帮村里和村民们办一些事。

一次彭殿明进城,从同学那里拿回本小册子,夫妻俩争相阅读,越读越兴奋,心里越明亮。这是一本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书,里面登有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有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的《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有1935年8月1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亦称“八一宣言”);有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的《抗日救国宣言》等文章。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向驻守在北平卢沟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了全国性的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日军在攻占了北京、天津后,接着以30万兵力,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线向华北地区大举入侵,沿平绥线这一路,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日军就攻进了山西,很快占领了雁北地区东部的阳高、天镇、灵丘、广灵四县。9月11日,驻守大同的国民军炸毁御河大桥,弃城南逃。9月13日,日军占领了大同城,14日占领了怀仁城。18日中午,日军越过吴家窑村,兵临左云县城,集中火力攻击南城门,当晚便破城而入。夜幕之下,日军像一群凶狠的野兽,横冲直撞,见人就杀,院院遭劫,家家遇难,夜间的大屠杀一直持续了3个多小时。

9月19日(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黎明时分,在坦克、汽车、摩托车的轰鸣声中,日军大部队开进城内,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气势汹汹,杀气腾腾,又开始了大屠杀。日军从清晨一直屠杀到过午,大街小巷,惨叫声不绝,尸横遍地,血染山城。

日军在左云县城制造的惨案中,有300多名无辜的群众被杀,至于被烧毁的房屋、被奸污的妇女更是不计其数。

左云县城离吴家窑村30公里,吴家窑当时归左云县管辖。日寇对左云人民大屠杀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吴家窑村,邢培兰夫妻听到后,义愤填膺,发誓一定要参加八路军,坚决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八路军三个师、四万多将士东渡黄河,向山西抗日前线挺进。

9月17日,八路军120师在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的率领下,开赴晋西北管涔山区。9月28日,120师358旅716团挺进宁武后,奉命将第2营改编为雁北支队,在团长宋时轮的率领下,深入到抗日最前线的西雁北地区,开辟革命根据地,这便是当时在雁北地区赫赫有名的“宋支队”。宋支队先后派出几个工作组,在当地党组织的配合下,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武装斗争。其中派到大同、怀仁、左云三县交界地区的工作团团长是刘国梁,政委是王再兴,他们把根据地建在怀仁的三口一窑(三口即小峪口、大峪口、鹅毛口,一窑即吴家窑),在那里成立起大怀左抗日救国会和游击队。

宋支队的到来,如一声春雷,震动了大怀左地区,震动了怀仁大地。邢培兰夫妇找到宋时轮、刘国梁、王再兴,表达了要跟着他们抗日到底的决心。三位首长看到他们一个是年轻体壮的小伙子,一个是聪慧秀气的农家女,欣然接受了他们。安排彭殿明参加大怀左抗日游击队,邢培兰参加大怀左县妇救会。妇救会主任是鹅毛口村的女共产党员孟元贞,又名孟静仁。

彭殿明参加游击队后,跟着刘国梁、王再兴在尚希庄、鸦儿崖、口泉、吴家窑等打了几个伏击战,消灭了100多日本鬼子。吴家窑伏击战是在邢培兰的家门口打的,彭殿明随军参战,邢培兰搞支前。路熟、地熟,打得鬼子晕头转向,十几个鬼子被游击队全歼,还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打掉了一部汽车,打乱了日军在吴家窑安设据点的计划。

邢培兰跟随孟元贞站岗、放哨、抓汉奸,动员妇女学文化、做军鞋,协助抗日救国会搞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同时建立起一支文艺宣传队,排练文艺节目,在大怀左各地巡回演出,编写抗日宣传资料和标语口号,送到敌伪人员及其家属手中。他们还率宣传队深入到左云、右玉、山阴、平鲁等地,慰问八路军将士,宋时轮、裴周玉、苏兴、刘国梁、王再兴等领导都看过他们的演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38年5月,上级指示宋支队撤离雁北,包括彭殿明在内的大怀左游击队500多名指战员,随刘国梁、王再兴挺进平西。彭殿明回家和父母妻子告别。

彭殿明对培兰说:“我这一去,不知何年回来,父母和孩子就交给你了。”

培兰对丈夫说:“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你就放心地去吧!”

彭母说:“培兰,你也大胆地干吧,为了打日本鬼子,我们不会拖你的后腿。”

彭父说:“除种地外,我还能背煤。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殿明,出去照料好自己。”

第二天,春风吹拂,天清气爽,500多名大怀左地区的子弟兵,胸前佩戴着大红花雄赳赳地出发了。邢培兰和救国会的一班人前去送行,她把丈夫胸前戴的大红花抚摸了再抚摸,噙着泪花目送丈夫远去……

彭殿明走后不久,邢培兰被任命为大怀左县南区妇救会主任(当时大怀左县分南、北两个区),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怀仁县第一批女党员。

1938年10月,日寇加紧了对根据地的扫荡,大怀左根据地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叛变事件,县长谷五申叛变革命,勾结敌人杀害了大怀左县委组织部长孟吉成和除奸部长辛生美,革命形势急剧恶化。在大怀左地区工作的苏兴、裴周玉等奉上级指示陆续撤离,只留下黑耀华、班玉珏等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斗争。邢培兰也不敢在家中住,经常转换地方。敌人的密探随时监视着她的家。有一次,她回家看孩子,被两个密探发觉,尾随在后。多亏了有着多年地下工作经验的黑耀华带了两名游击队员暗中保护。黑耀华见这两个家伙尾追邢培兰不放,便向山谷中放了一枪,引起这两个家伙的警觉,返回头便跑。敌人没追上邢培兰,反倒暴露了自己。最终,这两个作恶多端的汉奸被黑耀华和游击队员除掉。这一年多的时间,邢培兰他们那真是提着脑袋干革命,危险经常伴随着他们。

就在这异常艰难的环境下,又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邢培兰的丈夫彭殿明在河北一次对日军作战中壮烈牺牲了。她得知丈夫牺牲的消息后,没敢对公婆讲,自己强忍着泪水往肚子里咽。这个顽强的女人没有被击倒,她带着国恨家仇,继续跟着党坚定地走下去。

1939年秋,李桂芳担任了晋绥地委妇救会主任。李桂芳,陕西省子长县(原为安定县,1939年为纪念谢子长烈士改子长县)瓦窑堡镇人,1936年2月在家乡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她被调往志丹县(原为保安县,1936年为纪念刘志丹烈士改志丹县)中央党校消费合作社工作,后又进入中央党校普通学习班学习。她是老红军李登瀛的妻子,李登瀛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共右山怀县委书记、中共晋绥边五地委书记。解放后,曾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38年7月,李桂芳由延安调到李井泉领导的大青山工作团,随团奔赴绥远开辟根据地。当工作团抵达凉城县营盘梁时,遭到日军的重兵包围,工作团立即组织突围。李桂芳等5名女同志带着三支步枪和一支手枪,凭借夜幕的掩护,躲过敌人的追剿,冲出包围圈。李桂芳依稀记得,延安时的老战友黑耀华在怀仁西部山区打游击,便艰难跋涉,向吴家窑一带转移。果然,在这里她们找到了地下党组织,找到了黑耀华。黑耀华让邢培兰等几个女同志接待了她们。李桂芳因过度疲劳,又受了轻伤,无法去寻找工作团,只得住在吴家窑山区老百姓家中养伤待命。一个多月的接触中,李桂芳认识了邢培兰,了解了邢培兰,知道她是一位立场坚定、有一定对敌斗争经验的妇女干部。在她担任地区妇救会主任后,便把邢培兰调到身边,担任了区妇救会的秘书。

邢培兰离家的时候,黑耀华在场,他目睹了当时那感人的一幕。

培兰要远走了,3个孩子,一个5岁,一个4岁,一个3岁,两个抱着妈妈的腿,一个扑进母亲的怀。孩子的爷爷颤抖着从培兰身边一手一个拉起了老大和老二,孩子的奶奶泪哗哗地从培兰怀里抱过那个最小的老三。3个孩子“哇”地一声全哭了。培兰含泪望着孩子们,望着两位慈祥的老人,随黑耀华出了门。

在对敌斗争中锤炼的像钢铁一样的铮铮硬汉黑耀华,这时也哭了。

培兰就这样撇下孩子和公婆走了,她这一走,再没有回过这个家。

当时,晋绥地委所辖的几个联合县普遍缺乏妇女干部,李桂芳带着邢培兰,把动员、培养、选拔妇女干部当作一项重要工作去抓。她们走遍了西雁北根据地的各县区和村镇,走到哪里,就把这一工作抓到哪里。在她们的辛勤努力下,仅半年时间,地、县妇女干部就发展到30多人,各联合县的妇救会组织又重新建立起来。

1940年春,中共晋绥地委根据上级指示,在各县开展了征收“粮食、现金、兵员、军鞋”活动,也称“四项工作”动员。为贯彻落实四项工作动员的指示,根据地委安排,由李桂芳主持召开全区各县妇救会主任会议,会议选定3月5日在右山怀县张崖沟村(现属平鲁区)召开,兼有纪念“三·八”妇女节之义。各县妇救会的主任、秘书提前动了身。虽说形势较前有了好转,但日寇仍在持续扫荡,汉奸活动依然猖獗,好在这些同志大都经历过游击战爬山越岭的锻炼,有一定对敌斗争经验,大家都能按时赴会。邢培兰负责会议的接待工作。

就在她们开会之际,日军从左云、平鲁、朔县、岱岳调集了两千多兵力,分六路向西雁北抗日根据地进行第八次大扫荡。地委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通知她们迅速转移或分散隐蔽。李桂芳等闻讯后,考虑到召集这次会议的重要和不易,又觉得有以往几次曾在煤窑下躲过敌人清剿的经验,便决定到张崖沟村附近的煤窑下隐蔽。5日凌晨,李桂芳和邢培兰带领全体与会干部,迅速转移到村南梁沟底的煤窑里,同时转移到这座煤窑井下的还有5名八路军伤病员。

这天上午,乌云密布,春寒料峭。接到汉奸密报的100多名日伪军,风驰电掣般闯进了张崖沟村。他们全副武装,开着汽车、摩托车,直扑南梁沟底的煤窑坑口。起初,敌人向井内喊话,威胁说:你们跑不了了,出路只有一条,自动缴械,出来投降。任凭敌人喊破嗓子,井下躲藏的同志谁也不吭声,没有一人为敌人的利诱所动摇。后来敌人又向井内射击,密集的枪弹响了十几分钟,井下依然无声无息。敌人无计可施,又不敢贸然下井搜索,于是使出了最毒辣的一招,向井内施放毒瓦斯。瓦斯的毒气迅速向井内扩散、蔓延,李桂芳、邢培兰等11名妇女干部互相抱在一起,逐渐失去了知觉,最终慷慨就义。时年李桂芳24岁,邢培兰28岁。同时遇难的还有八路军独立六支队步二营教导员田瑞祥等5名伤病员。

3月30日,当时的晋绥地委、晋绥第十一专署在张崖沟村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中共晋绥地委书记赵仲池、晋绥十一专署专员屈健、八路军120师独立六支队支队长刘华香、政委陈云凯等同志。追悼会由屈健主持,赵仲池、刘华香均在大会上讲了话,西雁北地区各群众团体、各县区、附近各村庄群众代表四百多人参加了会议,张崖沟村许多村民亦闻讯赶来,大家神情凝重,低头默哀,有的眼含热泪,失声痛哭,沉痛悼念为抗击日寇侵略而死难的烈士。会后,大家又将烈士的遗体安葬在村东的山坡上。根据晋绥地委和专员公署的意见,从这一天起,把张崖沟村更名为“烈士沟”,以纪念牺牲的烈士。

追悼会后不久,我抗日军民就将制造张崖沟惨案的汉奸抓获,经审讯后押赴张崖沟村执行枪决。

1977年,邢培兰烈士牺牲37年之后,她的大女儿彭抢先(丈夫姓张,新家园村人)找到老八路余平说,想请他帮个忙,给死去的父母办个烈士证,让孩子们(抢先的孩子)当个工人。余老说,抢先这孩子很可怜,父母牺牲后,13岁就当了童养媳,这个忙我得帮。可他又怕自己力犹不及,便领着抢先到太原晋祠干部疗养院找到离休干部黑耀华。

黑耀华又名周英、苏明,山西省平鲁县人,生于1918年12月,193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工作。抗战时曾先后担任大怀左、大怀县委组织部长。解放后任山西省人事局人事处长。

余老见到黑老,说明来意,黑老表示同情和大力支持,并当下提笔为邢培兰夫妇写了证明材料。据看过此材料的余老的儿子毕占成说,这份材料写的真实具体,催人泪下。黑老写毕,还一再嘱咐余老,最好直接到国家民政部去办理,若找市、县民政部门,他们也得逐级上报材料到中央批。抢先拿着黑老的证明材料,由毕占成陪着上了北京。没想到,只等了两三天,烈士证就办下来了,而且是两个,一个是邢培兰的,一个是彭殿明的。

为尽快给邢培兰的后代安排工作,之后,余老又领着抢先找到时任怀仁县委书记王建功,王书记当即批示给新家园公社党委书记苑吉,苑书记对此事很重视,在以后的招工中,优先安排抢先的孩子当了工人。

凡是为人民的事业做出贡献的人,尤其是为革命献出生命的烈士们,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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